前陣子看到楊照推出《金庸的武林》系列：《曾經江湖》、《流轉江湖》和《再會江湖》，所以趁著美國國慶假日就把這三本書讀完了。雖然書本身是將楊照的講課記錄整理成冊，內容鬆散而多有重複，但仍然佩服楊照對於金庸武俠小說的見解與分析，也讓我這個從小到大讀過好幾次金庸的人再一次回味這些故事，覺得很好玩！ 以下一些讀書筆記： 1️⃣ 武俠小說的歷史起源 在春秋戰國時期，就曾有一群人願意為了信仰和理想而死，深信「死得其所」比「賴活」更重要。這是在秦漢以後很難找到的人格典型，算是最早對於俠義的體現。 在漢朝，司馬遷寫《史記》的《遊俠列傳》和《刺客列傳》時，希望透過歷史的記載，將這些高貴的情操記錄下來。在這些故事裡，「俠義」的標準逐漸形成，包含「其言必信，其行必果，已諾必誠，不愛其軀，赴士之困厄」——守信用，做事果斷，答應的事必然實現，置生死於度外，救人於危難。 中唐時期因為藩鎮割據、盛行刺殺，所以在唐代傳奇的創作裡開始出現了「劍俠」的角色（例：侯孝賢拿去拍電影的《聶隱娘》）。明朝時期則因為外患頻仍，所以社會習武之風盛行，而對於近代武俠小說有深遠影響的《水滸傳》，就是在明朝完成的著作。直至清朝，以暗殺達到政治目的的風氣盛行，因此刺客的概念又再次出現在俠義文學裡。 近代武俠小說起源於清末時期，由於外國勢力侵華、「東亞病夫」的形象深植人心，進而催生了1904年梁啟超的《中國之武士道》和1920年代平江不肖生的《江湖奇俠傳》、《近代俠義英雄傳》等，鼓吹尋回中國式的武士道精神、強身健體、翻轉國運的目的。這樣的「武林」、「江湖」可視為人們在面對大環境的挫折與崩潰後，透過「武俠」而找到另一種對於中國的想像——一個充滿英雄與義氣的世界。 雖然這個武俠的世界有諸多不合理或值得探究的地方，卻也和讀者形成一種默契。例：俠客為了「義」，難道就能殺人嗎？如果已經拜師後，為什麼不能學習其他門派的武功、甚至在比武時不能使用別派的武功？輕功和點穴真的有可能嗎？怎麼可能故事裡有這麼多「巧合」？然而，當讀者進入的武俠的世界，就像進入哈利波特的魔法世界，就已經全盤接受了這些不合理的設定。 2️⃣ 「現代武俠之父」平江不肖生 平江不肖生在記錄和創作留學日本的故事後，因為書裡面包含了武術拳腳的內容，進而吸引上海的武林好手和幫派人物與之往來。他的武俠小說透過細節的書寫來塑造立體的人物身世，更創造了幫派系譜，於是每位出場的人物都必須清楚交代屬於哪個門派、地位為何（例：洪七公屬於丐幫第18代幫主）。 此後，在台灣和香港的武俠小說作者跟隨平江不肖生的「想像的武林」來撰寫武俠小説，經常使用共同的門派（丐幫、少林、峨眉等），並在這樣的基礎上寫出新的故事。這些作者們集體創造出了屬於武俠小說的獨特世界觀，每本獨立的書籍都同時又將讀者連接到同一個世界觀裡。 3️⃣ 金庸的武俠小說 晚清開始就有了報刊上連載小說的風氣。在1954年香港的《新晚報》為了刺激讀者買報紙，開始連載梁羽生的武俠小說。在梁羽生停筆之後，就換金庸來接替寫武俠小說專欄的工作。當時的金庸其實從沒寫過武俠小說，但因為和梁羽生是《新晚報》的同事，喜歡一起下棋、聊武俠小說，也就順理成章成為接替的作家。 在1959年金庸創辦《明報》後，除了撰寫社評之外，他仍然持續每天寫作武俠小說，以做為吸引讀者購買報紙的誘因。在連載小說這樣的文體裡，作者的所思、所想、甚至每天經歷的事情，都會影響故事走向，兩者之間互相呼應、緊密相關。 例如：《明報》在早期透過報導大陸難民潮逃往香港的新聞、呼籲港人應協助難民，而逐漸站穩在報業的地位，與多家報社維持良好的關係。然而，由於金庸參訪日本事件，造成多家左派報紙和金庸之間的論戰、決裂，這樣的心情也反應在《天龍八部》裡蕭峰於聚賢莊與舊識飲酒斷交的故事。 另一個案例：金庸寫作《碧血劍》的時間為1956年，描述袁承志仰慕從鄉野中起家的闖王，立志協助其入駐北京城，最終卻對於在佔據權力中心後迅速腐敗的政權感到失望而隱居至南方海島。對比金庸本身的經歷，從希冀在新中國謀求外交官職位無果，再到對返回香港的決定抱持疑問，卻也同時目睹來自中國的難民潮湧入香港，兩相比較之下有許多相似之處。 最後一個案例：在《倚天屠龍記》裡的明教，雖然說被稱為魔教，但其實總體仍然希望向善。在《笑傲江湖》裡的日月神教，就已經充滿阿諛奉承，走入邪魔外道。最後到《鹿鼎記》裡的神龍教，除了成年教眾之外，甚至還有數百名少男少女加入。由此三本書中魔教的演變，反映出一個組織在三種階段的變化，也引發讀者的聯想，是否和金庸寫社評的時代背景有所呼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