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與中國打交道》和《紅色賭盤》讀書筆記

《與中國打交道》是由前高盛CEO、前美國財長鮑爾森所寫的一本書,詳細記錄他在過去幾十年間和中國人來往的經歷。《紅色賭盤》則是由中國商人沈棟寫的一本回憶錄。對我而言,《與中國打交道》能夠幫助我理解不同世代中國領導人的變化,《紅色賭盤》則比較是從單一個體來看總體社會的變遷,都有其有趣之處。不能說自己對中國有足夠多的瞭解,所以筆記更多是整理作者的見解,而非個人閱讀的心得或觀察。

Part I. 不同世代中國領導人的變化

(1) 1970年末至1990年代初期的鄧小平時代

  • 毛澤東先後推行大躍進和文化大革命,造成中國嚴重的貧困與饑荒。最終毛在1976年去世。接位的鄧小平推動改革開放、注重經濟發展,允許一部分人可以先富起來,設計了「有中國特色的社會主義」。此時,中國由改革派主導經濟發展,包含引進市場機制、鼓勵私營企業,並且設置福建和廣東的經濟特區,加入國際經濟體制。
  • 1988至1989年,總書記趙紫陽嘗試以市場定價取代固定價格,造成民眾恐慌、嚴重通膨,再加上為紀念自由派的前總書記胡耀邦之死,最終造成天安門事件的抗爭活動。原本支持民主觀點、經濟改革的趙紫陽被罷黜,而中國政府鎮壓抗爭的消息震驚國際社會。
  • 天安門事件後,李鵬總理開始進行左派修正路線,投資國營企業,導致經濟下滑。在1992年,退休的鄧小平親自推動恢復市場經濟的改革,促成一波國際資本投資熱潮。

(2) 1993年至2000年代初期,江澤民成為總書記,先後由李鵬和朱鎔基擔任總理

  • 在鄧小平的改革之下,雖然中國面臨爆發式增長,但隨之而來的市場操縱、管理不善和貪污腐敗也成為很大的企業管理問題(例:粵海重組案裡巨大的債務問題、解放軍旗下的巨大商業運作和走私)
  • 朱鎔基取代李鵬成為總理後,加深改革的力道,開始將營運劃分給國企、將監管劃分給政府,並且對於國企和政府進行大規模裁員,提升效率(例:在此之前的國企更像是城邦,提供住房、學校、醫療等照顧員工,甚至結婚生育等也都需要單位允許)。成功將500個中央政府掌管的國有企業重組並縮減為近200個企業,並大幅關閉或販售地區性小型國有企業
  • 在這一波的現代化過程中,政府開始讓國企在面臨債務問題時遵循國際商業慣例,而不再一味地由政府協助清償債務,將國企和世界金融體系的關係導入正軌、深化國企改革的推進。這些改革後的國有企業盈利更好、更透明、治理更好,生產量也有爆發性增長。
  • 朱鎔基、王岐山等人領導的改革派在這段時間內深入參與許多經濟改革,推動經濟規模高速成長、私人企業蓬勃發展。江澤民更進一步提出企業家可以入黨,和早期毛澤東對資本家進行鬥爭很不相同,開始與企業家分享政治權力。
  • 中國政府引入鮑爾森等美國金融家協助中國國營企業現代化(例:海外上市、採納國際會計標準),但黨仍然持續高度控制國營企業(例:黨任命公司領導),以避免可能隨著而來的高度裁員、社會不穩定。
  • 註:1997年,香港回歸,採用鄧小平的「一國兩制」原則。

(3) 2002年至2010年代初期,胡錦濤成為總書記,溫家寶成為總理

  • 在朱鎔基時代的改革力道逐漸轉為對穩定和諧的追求,將注意力從促進發展轉變到解決日益加重的社會問題(例:非法徵用土地、官員腐敗)。政府補貼、監管保護等,都將進一步削弱在改革時代所推動的商業化,然而貧富差距卻仍然逐漸加深
  • 2006年鮑爾森任美國財長,在喬治.布希政府裡成立並主導戰略經濟對話SED,企圖將在低階層、不夠有效的中美交流上升到更高層級、提升雙邊關係。而在過程中,雙方在檯面下的互動確實也讓中美關係有了更多的可能,也更能夠讓中美為共同的目標努力。
  • 2008年全球金融危機,讓中國領導人對於西方的民主制度和資本主義產生懷疑,進而加大管控(例:企業內部需要設立黨委、商業決策需要參考黨的意見),並從企業家手中拿回主導權,進而放緩金融改革、開放市場的步調。
  • 金融危機期間政府宣佈的刺激計劃,也讓國有銀行走回老路,重新聽命於政府、執行政策性貸款,對國企改革產生很大的阻礙。此外,雖然中國政府識別戰略重點產業發展國企,但仍然有許多國企存在、遍佈於非戰略重點產業(作者估計可能依然有上萬家國企存在)
  • 然而,中國也積極在金融危機中扮演穩定市場的角色,提升中國在國際市場的影響力,相信背後的中美合作關係與多年合作的深厚信任也有一定程度的影響。

(4) 2012年至2020年代初期,習近平成為總書記,李克強成為總理

  • 《與中國打交道》在2015年出版,《紅色賭盤》在2021年出版,所以兩本書在這段時間的觀察都有些過時,但仍然能夠給讀者一些關於習掌權初期的概念
  • 經濟方面,不同於其他總書記不太管經濟政策,習近平親自擔任中央全面深化改革領導小組的組長推動經濟改革,放寬經濟控制以讓市場發揮更大作用。在過程中,中國也必須同時進行政府現代化改革,改進政府治理、簡化繁複的審批流程、重新分配地方和中央職能(例:將環保等議題上升到中央層次,而將徵稅的部份權力下放回地方),以支持經濟改革。對國企而言,他們面臨更多的權力限縮、販售股權給私營企業,透過國企私有化幫助地方政府償還債務。然而,對外國公司而言,他們開始遭受越來越多的監管調查、突擊檢查,讓在中國做生意變得越來越不容易。
  • 政治方面,在執政初期,習不斷強調中國共產黨的領導是「有中國特色的社會主義」的核心,相比於胡溫時期,中國官員也更常公開評論黨的作用。大規模反貪腐調查成為習近平清除政治對手的手段,像是胡溫安排在常委會的孫政才、令計劃等都受到影響。然而,也有人認為,當時中國的種種問題已經讓黨的信譽受損,反腐行動能夠重建人民對共產黨的信任(例:開除腐敗的中共高層領導人黨籍、實施群眾路線教育要求黨員嚴格執行「四菜一湯」並禁止公款私用),在老百姓中受到歡迎。
  • 2014年爆發香港雨傘革命,抗拒北京挑選香港特首候選人。2018年習修改中國憲法、結束國家主席任期限制。2019至2020年的反送中,最後黨在香港實施國家安全法,取消香港的言論自由。獨攬大權的習,逐漸從鄧小平時代奠基的共產黨集體化領導模式偏離,兩名作者都表達對於這些政治上的退後感到擔心。

Part II. 一些關於中國的觀察

  • 經濟增長 vs 政治穩定:中國非常重視社會穩定,因此在經濟改革中,任何可能造成社會動盪的因素(例:失業率攀升),都必須小心管控。「繁榮是黨合法性的來源」,黨為國家帶來繁榮,但不希望受到政治挑戰,雖然可容忍有限的抗議,但核心的體制不會改變。
  • 政治精英和管理長才:中國國企的高管由黨任命,雖然因此可以培養一些全方位的管理人才、政治領導人,然而卻也經常遇到不適任的人被放到重要的國企經營崗位(例:最重要的約50個央企領導必須是黨的中央候補委員、中紀委委員),對國企的長遠發展產生負面影響。此外,對國企經營而言,鮑爾森提到:「幫政府就是幫公司… 任何時候只要是國家戰略,就意味著有巨大的市場」,這樣的心態也讓企業和黨/政府之間持續保持密切的關係,並在許多議題上必須做出不符合商業利益的決定(例:持續發放工資給在國企改革中已經不再任職的員工、投資國家發展的戰略專案但卻無法盈利)
  • 中央和地方政府權力分配:相比於美國中央政府公務員佔全國總數的12%、法國14%,中國只有6%。而在食品安全、環保等非常重要的領域,中國中央官員的數量嚴重不足(環保中央公務員人數只有不到美國的20%),所以經常陷入「上有政策、下有對策」的困境。
  • 中國的國際參與:中國一直積極地進行內部改革、提升外部參與,鮑爾森提到,如何將中國納入既有的、歐美國家主導的對話機制非常重要,唯有已開發國家和開發中國家有足夠的共識,才能發展互利共生的關係。他在書中提到一個例子:中國積極在金融危機中扮演穩定市場的角色,提升在國際市場的影響力,相信背後的中美合作關係與多年合作的深厚信任也有一定程度的影響。所以他在書的結尾倡議「在桌邊給中國找一個更好的位子」,讓中國承擔更重大的責任。這讓我想到美國拒絕讓中國在國際組織(例:美洲開發銀行)中有更高的參與的例子,美國人確實需要好好思考他們的選擇。另一方面,中國也不希望受制於人(例:金融),所以也會想組建自己的體系、確保獨立性。
  • 農村與城市發展:在1950年代的計劃經濟下,政府將社會福利和戶口掛鉤,阻止人口流動,確保城市工人和農村人力的平衡。然而,在都市化發展後,這些農村的人前往都市掙錢,卻沒有辦法享受同等的福利。雖然改革開放給予農民工取得更好收入的機會,這些人卻持續面對低落的生活品質、和留守農村的子女分離等問題,為社會和諧穩定埋下了不穩定的因素。在習主政期間,政府開始有意識地去著手解決戶口流動的問題。在城鄉差距的議題上也讓我想到以前曾有中國同事提到,他很難想像中國採用和美國一樣的民主制度讓都市人口和農村人口一人一票選總理,擔心這個國家會陷入混亂。中國如何治理兩群需求非常不同的國民、遠比歐美更複雜的人口結構,確實是很大的挑戰!
  • 有關係就沒關係:在中國飛黃騰達的關鍵之一,仍然是與權力擁有者的關係。在自身的能力之外,每個企業都需要在體制內擁有自己的贊助人、甚至有時候需要討好官員的子女親屬,才有可能成功。相比於法治社會,中國在許多部份仍然較為人治——「犯罪與否是個政治問題,從來就不是法律問題。」此外,在一個商業案裡,只要可能有利益牽扯的,都要廣泛地結交、尋求共識,才有可能降低專案突然被扼殺的風險。
  • 高牆裡的紅色權貴:紅色血脈與權貴家族藉由販售自己父輩、祖父輩的名聲來獲取暴利(例:在許多地方,紅色家族和國有企業共同壟斷利益是常見的事。)政治人物也積極延續影響力,包含在退休前對未來的家族影響力做佈局,又或是1980年代共產黨成立的青年幹部處,確保中央領導人員的子女擔任要職。雖然在反貪腐的過程中已經大量處理不適任官員,但仍然有需要解決的問題。
  • 精心算計的人際關係:關係的建立與維繫需要謹慎的戰略規劃,像是北京常見的一晚三頓飯(例:五點和有求於己的人、六點半談正事、八點後見親密戰友),就顯示多少心思放在搞關係上。此外,「面子」至關重要,雖然三餐餐點貴得離譜,但就是要這樣,才能給足面子、談好生意。誇張的炫富是遊戲規則(例:用20萬美元購買北京的車牌)
  • 重視跡象和象徵性的文化:在中國,無論大小事,每一個行為和事件都被賦予意義,必須要非常謹慎地處理以避免不必要的誤會和聯想。因此,鮑爾森在最後的建議裡提到,如何使用一個聲音、加強透明溝通、避免各種意外、找到更多方法說「是」,都是在與中國來往時很重要的關鍵。
  • 政治對及商業運作的影響:對企業主而言,由於缺乏產權保護、經商環境動盪,許多人都是將事業具有初步規模後就出售套利。對外資而言,中國的投資限制仍然讓外資難以在中國取得更有利的地位,這也一直是美國在談判時希望取得進展的議題。

因為我完全不是專家,所以都是整理作者的看法,有不同觀察的人也歡迎分享給我,讓我多學習關於中國的不同觀點和分析,謝謝!

❗️6/19更新:我有收到訊息覺得這兩本書的論述都有偏頗也和現實有差距,歡迎大家跟我分享你的中國書單、對中國的觀點,我是真的很想繼續學習這個主題,感謝感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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