前陣子看到楊照推出《金庸的武林》系列：《曾經江湖》、《流轉江湖》和《再會江湖》，所以趁著美國國慶假日就把這三本書讀完了。雖然書本身是將楊照的講課記錄整理成冊，內容鬆散而多有重複，但仍然佩服楊照對於金庸武俠小說的見解與分析，也讓我這個從小到大讀過好幾次金庸的人再一次回味這些故事，覺得很好玩！
以下一些讀書筆記：
1️⃣ 武俠小說的歷史起源
在春秋戰國時期，就曾有一群人願意為了信仰和理想而死，深信「死得其所」比「賴活」更重要。這是在秦漢以後很難找到的人格典型，算是最早對於俠義的體現。
在漢朝，司馬遷寫《史記》的《遊俠列傳》和《刺客列傳》時，希望透過歷史的記載，將這些高貴的情操記錄下來。在這些故事裡，「俠義」的標準逐漸形成，包含「其言必信，其行必果，已諾必誠，不愛其軀，赴士之困厄」——守信用，做事果斷，答應的事必然實現，置生死於度外，救人於危難。
中唐時期因為藩鎮割據、盛行刺殺，所以在唐代傳奇的創作裡開始出現了「劍俠」的角色（例：侯孝賢拿去拍電影的《聶隱娘》）。明朝時期則因為外患頻仍，所以社會習武之風盛行，而對於近代武俠小說有深遠影響的《水滸傳》，就是在明朝完成的著作。直至清朝，以暗殺達到政治目的的風氣盛行，因此刺客的概念又再次出現在俠義文學裡。
近代武俠小說起源於清末時期，由於外國勢力侵華、「東亞病夫」的形象深植人心，進而催生了1904年梁啟超的《中國之武士道》和1920年代平江不肖生的《江湖奇俠傳》、《近代俠義英雄傳》等，鼓吹尋回中國式的武士道精神、強身健體、翻轉國運的目的。這樣的「武林」、「江湖」可視為人們在面對大環境的挫折與崩潰後，透過「武俠」而找到另一種對於中國的想像——一個充滿英雄與義氣的世界。
雖然這個武俠的世界有諸多不合理或值得探究的地方，卻也和讀者形成一種默契。例：俠客為了「義」，難道就能殺人嗎？如果已經拜師後，為什麼不能學習其他門派的武功、甚至在比武時不能使用別派的武功？輕功和點穴真的有可能嗎？怎麼可能故事裡有這麼多「巧合」？然而，當讀者進入的武俠的世界，就像進入哈利波特的魔法世界，就已經全盤接受了這些不合理的設定。
2️⃣ 「現代武俠之父」平江不肖生
平江不肖生在記錄和創作留學日本的故事後，因為書裡面包含了武術拳腳的內容，進而吸引上海的武林好手和幫派人物與之往來。他的武俠小說透過細節的書寫來塑造立體的人物身世，更創造了幫派系譜，於是每位出場的人物都必須清楚交代屬於哪個門派、地位為何（例：洪七公屬於丐幫第18代幫主）。
此後，在台灣和香港的武俠小說作者跟隨平江不肖生的「想像的武林」來撰寫武俠小説，經常使用共同的門派（丐幫、少林、峨眉等），並在這樣的基礎上寫出新的故事。這些作者們集體創造出了屬於武俠小說的獨特世界觀，每本獨立的書籍都同時又將讀者連接到同一個世界觀裡。
3️⃣ 金庸的武俠小說
晚清開始就有了報刊上連載小說的風氣。在1954年香港的《新晚報》為了刺激讀者買報紙，開始連載梁羽生的武俠小說。在梁羽生停筆之後，就換金庸來接替寫武俠小說專欄的工作。當時的金庸其實從沒寫過武俠小說，但因為和梁羽生是《新晚報》的同事，喜歡一起下棋、聊武俠小說，也就順理成章成為接替的作家。
在1959年金庸創辦《明報》後，除了撰寫社評之外，他仍然持續每天寫作武俠小說，以做為吸引讀者購買報紙的誘因。在連載小說這樣的文體裡，作者的所思、所想、甚至每天經歷的事情，都會影響故事走向，兩者之間互相呼應、緊密相關。
例如：《明報》在早期透過報導大陸難民潮逃往香港的新聞、呼籲港人應協助難民，而逐漸站穩在報業的地位，與多家報社維持良好的關係。然而，由於金庸參訪日本事件，造成多家左派報紙和金庸之間的論戰、決裂，這樣的心情也反應在《天龍八部》裡蕭峰於聚賢莊與舊識飲酒斷交的故事。
另一個案例：金庸寫作《碧血劍》的時間為1956年，描述袁承志仰慕從鄉野中起家的闖王，立志協助其入駐北京城，最終卻對於在佔據權力中心後迅速腐敗的政權感到失望而隱居至南方海島。對比金庸本身的經歷，從希冀在新中國謀求外交官職位無果，再到對返回香港的決定抱持疑問，卻也同時目睹來自中國的難民潮湧入香港，兩相比較之下有許多相似之處。
最後一個案例：在《倚天屠龍記》裡的明教，雖然說被稱為魔教，但其實總體仍然希望向善。在《笑傲江湖》裡的日月神教，就已經充滿阿諛奉承，走入邪魔外道。最後到《鹿鼎記》裡的神龍教，除了成年教眾之外，甚至還有數百名少男少女加入。由此三本書中魔教的演變，反映出一個組織在三種階段的變化，也引發讀者的聯想，是否和金庸寫社評的時代背景有所呼應？
在這17年間，金庸寫了15部作品、900萬字，算是非常多產的作家。此後，金庸又用了10年時間修訂自己的作品、出版成冊，甚至在最後一次修訂的過程中，還修改了故事結局（例：王語嫣從跟隨段譽改成回到慕容復身邊），也算是有些控制狂的作家吧。
4️⃣ 連載小說的特色
連載小說每天都必須有1000-1200字的稿件，但許多作者其實並沒有預先規劃的小說架構，反而是每天寫作時才開始思考故事該如何推進，因此連載小說經常沒有嚴謹的結構與一致性。甚至有些才氣縱橫的作者，有時信手捻來一段歷史或是奇想，就這麼寫進了當天的稿件裡，對於推進主軸故事沒有幫助，但也算交稿了。
此外，因為報社將連載小說視為銷售的重要推手，作家必須在每天的故事結尾安排讓人明天也想繼續看的「引子」，因而造就了連載小說裡許多意外的轉折和情節以「勾住」讀者，然後隔天作者要再想辦法將故事繼續說下去，有時候就顯得牽強（這點應該看古龍的小說最清楚😂）。
在《倚天屠龍記》裡，金庸突破了連載小說的限制，而在小說裡埋下許多伏筆和線索，然後再一一揭曉。想像當時連載小說的進度，許多伏筆都是過了好久以後才會出現、讀者可能都早已忘了，金庸卻沒忘，就像是一開始就已經把故事情節都想好了一般！
5️⃣ 武俠小說界的兩座山：金庸和古龍
金庸將歷史元素和深厚的文化底蘊帶入武俠小說，並且建構了嚴謹的小說架構，都是後世難以超越的巔峰。
從《書劍恩仇錄》開始，金庸就已經決定超越傳統武俠小說設計的平行時空，讓江湖與現實交會，所以武林人士也無法逃離戰爭的威脅、無法和軍隊抗衡。此外，雖然紅花會在書裡取得重大進展，然而史實就是反清復明並未成功，所以最終仍然需要歸結到和史實相符的結局。
在《射鵰英雄傳》裡，金庸則是將自己深厚的文化底蘊和才學寫進了黃蓉的角色塑造裡。如果不是真的對於琴棋書畫、詩詞歌賦、甚至術數奇門等都有像金庸這樣很深的造詣，恐怕很難寫出黃蓉這樣的角色，這也是其他作者難以超越的地方。
而《鹿鼎記》做為金庸的最後一本武俠小說，他將韋小寶寫進真實歷史事件，引發一連串的思考：「歷史」究竟是什麼？那些被記錄下來的，是否全面、是否正確？而那些沒被記錄下來的，難道就不存在嗎？此外，他也推翻了許多讀者對於武俠小說既定套路的預期，打造了一位武功一點都不高強、特質也完全稱不上大俠的主角：韋小寶。這個滿口胡言、狐假虎威的韋小寶徹底挑戰了「俠義」的定義。
古龍則是走向和金庸完全不同的方向。他拆掉了整個武俠小說界賴以為生的世界觀，建立了自己的武林和江湖，並且著重於個人性格的建立、而非創造群俠的臉譜。他甚至創造了自己的武器，並將這些武器寫成一系列的故事。
在武俠小說的晚期，人們嘗試在套路中創造新的火花，但卻都很難再突破金庸和古龍創造的武俠世界了。
6️⃣ 金庸小說裡的成長故事
在《碧血劍》裡，金庸修正了陳家洛一出場就是武功高強的設定，而讓讀者可以跟著袁承志一起成長、理解他的背景，繼承了平江不肖生使用「傳」的方式具體描繪角色的手法。此後，金庸經常大篇幅地描繪主角的成長歷程，而讀者也樂於在這樣的小說裡將自己投射在主角的故事裡。
直到《射鵰英雄傳》時，金庸都還是在寫那些具有「履歷認證」的主角：陳家洛（海寧陳家的公子）、袁承志（袁崇煥的兒子）、郭靖（宋朝忠臣的後裔）。然而，到了《神鵰俠侶》裡，金庸開始想寫一些非傳統背景的主角，將「因為… 所以他這麼棒」的故事改為「就算… 他仍然做出一番事業」的調性，而這就是這個一出場就多次使用阿Q的精神勝利法的楊過。
隨著劇情推動，金庸開始著重於楊過重情和現實的其他面向。在書的後半段，楊過甚至在郭靖的影響下，終於開始有了超越私情的「俠」的一面。總體來說，楊過算是金庸突破傳統武俠小說主角設定的重要標竿，無論是「武」或「俠」，楊過或許都比不上俠之大者的郭靖，但他卻帶出了在傳統武俠故事之外的巧妙、奇想和愛情。往後，金庸更寫出了像是《連城訣》裡的狄雲、《俠客行》的石破天等出身低微的主角。
另一個有趣的小故事則是《倚天屠龍記》裡的張無忌。這樣缺乏權力慾望、政治長才，在愛情中又徘徊於幾位女性之間等特色，讓人不禁猜想張無忌其實就是金庸本人的寫照。可能也是這樣，金庸最不喜歡的男主角就是張無忌，他甚至曾說：「既然他的個性已寫成了這樣子，作者也無法干預了。」看來張無忌的成長故事寫到頭了，連金庸自己也沒辦法再多做修改啦😆
7️⃣ 善、惡之間的分別
金庸在早期的作品像是《書劍恩仇錄》裡有很明確的善惡分別，但是到了《射鵰英雄傳》時，就開始有了黃藥師這種帶些邪氣的角色。而在《倚天屠龍記》裡，更出現了橋接正邪兩道之間的張無忌、「正得過頭變成邪」的滅絕師太、具有忠義之心的明教教徒常遇春等，挑戰正邪、善惡的分界。
到《笑傲江湖》裡，金庸甚至集結了在《天龍八部》裡被冤枉的好人（蕭峰）和不會武功卻闖蕩江湖的人（段譽），形成了令狐沖這個角色。這樣的令狐沖在那一次次生死交關的挑戰中，都做出重俠義而輕生命的選擇。這份俠義能感動真小人（田伯光等），卻無法打動所謂的正人君子（岳不群等）？因為在這些正人君子的心裡，他們早已經有非常僵化的、絕對的是非善惡，他們享受從君子名聲中所帶來的好處、為此感到驕傲，卻反而無法兼容其他的價值觀、更沒有實際上能夠置於其生命之上的原則。這樣的正人君子究竟是善、是惡？
最後，在《鹿鼎記》裡的韋小寶，偷雞摸狗的事情一樣也沒少，但卻在面對難題時有一種豁出去的豁達精神。在直指韋小寶所代表的中國人「靠關係」的沈痾之外，卻又讓人不會討厭他，這樣的角色是善、是惡？
8️⃣ 漢本位與民族主義
金庸青少年時期經歷日軍侵犯中國的時期，對於戰爭有非常直接的體認。他就讀於國民黨的中央政治學校，因不願意自願從軍抗日，而與國民黨死忠幹部的同學產生衝突，導致被退學。此外，原本期望在新中國裡當外交官的金庸，不僅遭到拒絕，更在文革期間，其為海寧地主的父親遭到槍殺，別無選擇之下只能留在香港。這些都影響了金庸往後對於戰爭與政治的觀察和評論。
在《書劍恩仇錄》裡，金庸將漢、滿、回的衝突簡化為只要乾隆願意承認漢人身份、有個漢人皇帝即可。當時的他，種族間壁壘分明、善惡分明，並沒有太多的模糊地帶。甚至在《碧血劍》裡，袁承志也只是不滿闖王的腐敗（對應當時中國政治的變化），移居南島（對應到金庸所處的香港），但並沒有真正挑戰漢、滿之間的差異。
然而，在寫《天龍八部》的期間，金庸可能同時受到1960年代美國民權運動、自己參與國際交流的影響，而重新檢視這樣的「漢本位」問題。金庸透過描寫蕭峰是契丹人的故事來正視種族的問題：難道變成契丹人的蕭峰就不再是英雄了嗎？難道外族人都一定不好、漢人就一定都好嗎？
在1963年金庸撰寫《天龍八部》的期間，金庸已經移居香港15年，和他一開始寫中原武林的心情又有所不同、有了更多對於香港的認同。因此，在書裡提到的大理國，就彷彿是在投射香港的情勢，受到中原的牽動甚深。
最後在寫《鹿鼎記》時，金庸甚至提出了這樣的對比：一邊是「永不加賦」的清朝皇帝，因為知道漢人不擁戴自己，而更加戰戰兢兢、努力治理國家。另一邊卻是因為要扶持哪個做為漢人皇帝而意見不合，進而大打出手的反清復明勢力。這樣的形勢下，讓漢人當皇帝真的會比較好嗎？
9️⃣ 一些其他的突破
在1960年代的文革歷史背景下，金庸嘗試保留那些可能隨時逝去的文化：「在海嘯來襲的時候，築一道牆，把能夠留住的東西給留著」，進而創辦了《明報月刊》。此外，他也企圖在武俠小說裡保留一些將來可能再也見不到、絕跡於洪流之中的東西，那就是在《神鵰俠侶》裡的純粹而天真的愛情。在傳統武俠小說裡，愛情從來都不是主角，但在《神鵰俠侶》裡卻一躍成為主旋律，並因此而吸引了許多本來不會閱讀武俠小說的女性讀者，大幅拓寬了武俠的讀者群體。
金庸的小說好看，也在於他持續使用具有實驗性質的手法來寫小說。由於金庸曾在影視產業工作過，他也在武俠小說裡使用了舞台劇手法來描寫故事。例如：在《射鵰英雄傳》裡，郭靖和黃蓉透過牆上的一個小洞而窺視所有來到牛家莊的人物和故事，就如同舞台劇的設定。在《雪山飛狐》裡，胡斐都還沒有出現，就有一群人圍著圈，各自說出不同版本的奇聞軼事，也是一種舞台劇的手法。
喜歡讀金庸的人，一定曾注意到《天龍八部》的結構鬆散，書裡也針對這樣的實驗性質做了些分析。原來金庸在寫《天龍八部》時，嘗試回到早期武俠小説的「群俠傳」設定，描寫多個主角的故事。因此，藉由佛經裡的「天龍八部」，意指八個具有獨特個性的「非人」，來發展數條不同的故事線，最後在少林寺的場景裡才將所有人都拉回到同一個舞台上，將故事收攏到結局。然而，看到金庸在下一部《笑傲江湖》裡格外嚴謹的結構，大概也可以推測金庸自己可能也覺得《天龍八部》過於鬆散而有意改之🤓。
另外，金庸也嘗試在他的書裡處理佛道兩教理應清淨無為、卻在武俠裡扮演重要角色的問題。他以《天龍八部》裡掃地僧的言論來闡述學佛和學武的相輔相成，若只是一心習武而沒有相對應在佛學方面的成長，則反而有害無益。
🔟 武俠小說裡的政治與權力
金庸從1967年開始寫《笑傲江湖》，而當時也正是文革時期，因此金庸將《笑傲江湖》寫成一本沒有明確時代背景的小說，突顯了無論在什麼時代，都會面臨這樣的政治現實。金庸提到書裡上至東方不敗、任我行等，下至向問天、定閒師太等，都是政治人物，他們的一舉一動都是他們的政治選擇。
而什麼樣的人對權力免疫？就是那些心靈因為其他事情而富足的人：愛情、藝術（例：任盈盈）、個人原則（例：令狐沖）等，因為這些人有了心靈的富足，自然不需要權力來感到滿足。
然而，文革的背景也讓金庸反思，就算隱士不對權力有欲望，權力卻仍然對他們的生活造成很大的影響，就像劉正風、曲洋、任盈盈、乃至令狐沖，都有「人在江湖，身不由己」的悲哀。
Miss Dawang 大王小姐 